馮友蘭抵達美國的時候，正值總統選舉。他發現當地的選舉是間接選舉而不是直接選舉，雖然形式不同，但選舉代表只可以向指定總統候選人投票，實際上跟直接選舉無分別。馮友蘭聯想到中國的換湯不換藥（形式主義），美國卻換藥不換湯（實際主義）。

後 來馮友蘭知道中國五位大臣也到了美國。有一個中國資本家名叫穆藕初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辦紡織業發了大財，他捐了一筆款給北大，叫送五個五四運動中的學 生領袖出國留學，所給的費用，比一般官費學生都多。馮友蘭們那時候的官費是每人每月九十美元，穆藕初給的費用是每人每月一百二十美元。北大選出了五個人： 段錫朋、羅家倫、周炳琳、康白情、汪敬熙。當時稱為北大"五大臣出洋"。清朝末年曾經派五位大員出國考察憲政，時稱"五大臣出洋"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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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18 年馮友蘭在北京大學畢業了並且和任載坤結婚。載坤字叔明，是辛亥革命的前輩任芝銘先生的第三個女兒。任芝銘先生是清朝的舉人，但是他反對清朝，在他的本縣 新蔡縣反抗縣官，還組織人劫獄，因此他的舉人被革了，還受通緝，長期不能在家。他沒有兒子，只有六個女兒。他在河南最先提倡婦女解放，叫她的女兒們都放 腳，並送她們到外邊上學。他的大女兒馥坤，二女兒緯坤（後改名任銳），都在清朝末年就在北京進了北京女子師範學校，任緯坤當時就參加了革命工作，在進步報 館裡做事，和孫炳文相識。孫炳文是四川人，當時在北京京師大學堂預科上學。他們二人不要"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"，自由戀愛，自由結婚，在當時是一種創舉， 也受到許多的誹謗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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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大自然中動物的生存法則就是物競天擇。動物不斷演變，互相競爭，汰弱留強。在競爭過程中，不斷在多個方向發展，可能是基因的改變，可能是身體上的改變， 或者是行為的改變。其中行為可以通過學習來改變。在海豚的族群中出現了一個懂得弄水泡圈的海豚，其他的覺得有趣便模仿牠的動作，最後導致整個族群懂得弄水 泡圈。同樣，當生物族群中出現了一個能夠生活得更好，或者活得更強壯的，其他可能都爭相學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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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類由遠古的神話社會，走到宗教社會，人文社會，科技社會，到現代的資訊社會。

神話的出現是因為人不懂得大自然，企圖自己的方式來說明因 由。對於生老病死的不安，人類希望宗教提供答案。到了文藝復興，對宗教團體的質疑，導致世界把焦點放在人文精神方面，重新尋找人需要什麼，整個人類需要什 麼，怎樣才是人類福址。可是，歐洲的工業革命帶來了現代化，促使全球走向了以科技為中心的社會，進一步成了現代的資訊型社會或者知識型社會。很多東西被約 化資訊與數字，充滿知識的社會中，人被安放到哪個位置呢？其實，人仍然脫離不到自己，最終我們仍然要回歸到以人為本的社會。因為人，世界才有意義。要為自 己建立美好人生，為家人建立美好家庭，也要為人類謀福祉。科技只是我們的工具，資訊只是策略的基礎，宗教為我們提供終極關懷，而人文理想與關懷才是我們的 目標。可能又回到安身立命行道義的命題裡。